与袁阔成先生 相聚的七个月(上)

王充闾

一

惊悉袁阔成先生仙逝，心中怅憾久之。痛惜我国演艺界摧折一位大师级的巨擘，也为自己失去一位相知相重的老朋友感到无限哀伤。

袁先生参加营口市曲艺团，是在1958年；四年后，我也来到了这座海滨城市，供职于营口日报，分工编辑文艺副刊，获得了结识当地各路文化名人的机会。其时，袁先生风华正茂，名震营川，自然成了新闻媒体追逐的对象，但他整天忙个不停，奔走于生产第一线和部队基层，深入生活，开展下乡演出活动，还经常赴外地献艺，想见他很不容易。

1965年9月初，我被抽调参加农村“四清”，地点在营口县大石桥镇东窑村。听说，这里是市委书记陈一光同志的联系点。入村进驻之后，我惊喜地发现，袁阔成先生也在我们这个工作组。原来，陈书记不仅特别关心他的政治进步（两个月前，他光荣入党），而且，对于他的评书艺术备极欣赏，多次鼓励他多说新书，为全市文艺队伍树立一个榜样。在全体成员首次见面会上，工作组组长老李郑重其事地介绍了袁先生；同时向我交代：在开展“四清”工作中接受实际锻炼，提高思想政治觉悟（前此，我曾几次提出入党申请）；还要帮助袁阔成搜集整理一些农村素材，充实、丰富其评书艺术资源。他说，这是陈书记的意见。

其时，尽管我已开始从事文学创作，但离曲艺专业很远，怎么竟荷蒙市委主要领导“钦点”，分派这样一项任务呢？会后，袁先生告诉我，前段带队去了矿山、海防，回来后向陈书记汇报，并谈了下一步说新书的打算：要响应市委号召，投身农业第一线，进一步深入群众，体验生活。陈书记很高兴，说可以找个人帮助搜集材料。啊！原来如此。

按生产队数量，工作组下分六个组，袁阔成和我，还有另外两人分在一起。我们同睡在一铺炕上，一同吃农家的“派饭”，一同参加社员大会，一同下地干活。我们承包的是蔬菜小队，妇女、老年劳力居多，男人多在县城的镁矿、铁路务工，不像其他小队兼营副业，或者烧窑、开矿，因而清理账目、核查经济问题的任务较轻。我们主要是参加生产劳动，再就是串门入户，访贫问苦，向社员了解村里情况。当时，纪律十分严明，突出强调工作队必须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，绝对不许搞特殊化。一般主食是高粱米粥；稍微有点差异的，是经领导特批，农家大嫂专门给袁阔成随锅烙上一块玉米面饼，为的是增加一点力气，饭后好给大家说两段评书。当时，男女社员们习惯称呼他“老阔 ”，不知是谁最先叫出来的。他是市曲艺团团长，“四清”规定一律不叫官衔；叫“老袁”吧？他刚过而立之年，并不老，直呼其名，又显得不太尊重。而“老阔”这个称呼，亲切、得体，确是很妙。

到后的第三天，午饭轮到了去一户铁路工人家庭，房间较为宽敞。撂下了饭碗，就见窗前、门外挤满了人，有的老头、妇女还上了炕。地面留出空场来，供“老阔”摆架式。房东大嫂在城市见过世面，依据看到的说书场景，事先摆上个木桌，后面放上一把椅子，倒了一杯茶水，还找出一把折扇，只待说书人“咔嚓”一声打开扇子，便会开讲。可是，“老阔”却全是另一套架式，他说：咱们庄户院，一切简办。其实，即便是在城市剧场，他早已革除了这一套。听说，他在演艺界创造了“三个第一”：第一个让评书走出小茶馆、进入社会大舞台；第一个脱掉传统的长袍大褂，换上中山装与皮鞋；第一个撤掉桌子、折扇、醒木，改坐着说为空手站着说。

这天说的是《肖飞买药》。故事改编自《烈火金钢》第21、22回，在抗日战争时期。“五一”反扫荡，隐蔽在小李庄的八路军一批伤病员，急需消毒、疗伤药品，可是，要买药就得进城，日本鬼子监守着城中据点，怎么办？上级经过审慎研究，决定派遣县大队侦察员肖飞同志前往执行任务。一路上，他先后制伏了特务队长何志武和几个小特务，最后又智斗日本宪兵头子川岛一郎，巧夺脚踏车、摩托车，胜利地闯关越卡，终于把我军急需的药品弄到手中。“老阔”通过传神入化的表演，精彩地塑造了八路军侦察员勇敢、机智的英雄形象。

在尔后的200多天里，“老阔”经常是在午饭后或晚上，随地打场，即兴演出；有时，还到瘫痪老伯、孤寡奶奶家里去献艺。演出剧目绝大部分都是新书，有些段子是新编的。就中以《肖飞买药》《江姐上船》《许云峰赴宴》《舌战小炉匠》为最受群众欢迎，可说是百听不厌。一位见过世面的退休老工人说，故事还在其次，就是爱看“老阔”扮演的英雄形象，一身正气，大义凛然。那天，“老阔”刚刚说完《江姐上船》，一名老奶奶就合掌念佛，说：江姐、许云峰、杨子荣、肖飞是救苦救难的“四大菩萨”现身的。还有一次，我和“老阔”一道，扛着锄头进菜园子铲菜，发现小记工员正在那里模仿着他，说肖飞把烟头摔在狗特务的脸上，“嗞啦”一下就烫出一个泡来，狗特务一哆嗦，烟头又顺着脖梗子往下滑，滚到胸脯上，疼得直打激灵。小记工员又学着“老阔”的腔调，问道：“没想到吧，何志武？”对方唔拉了一句，心想：“我想这干啥？碰上你肖飞，这不倒霉吗？”一举手，一投足，做派、声调，活脱脱的一个小袁阔成，逗得大家笑个前仰后合。一位老大嫂说：“师傅到了，快快跪下，叩头！”

二

我曾反复琢磨过，村里民众对于袁阔成的一些评书段子，之所以听了还想听，看了还想看，要说是缘于故事情节，那早已谙熟于心了，而且，有的也并非特别曲折、复杂。那么，吸引力究竟何在呢？结合我的切身体验，觉得核心在于他所刻画的英雄人物智勇双全，充满了人格魅力。根据我的实际观察，袁阔成不仅精于表演，而且还是出色的写手。可以说，每个精彩的书段中，都饱含着他深邃的思考和独到的匠心。他善于借鉴、吸收长篇小说的成功经验，一改过去受中国戏曲影响的传统评书主要是交代故事的做法，高度重视细节刻画和心理描写，既细致入微，又合情入理。

《许云峰赴宴》中，为了刻画这位英雄人物的沉着镇定、处变不惊的气质和心态，评书中摹写了他的眼中所见：“休息室布置得很别致，地下铺着地毯，周围摆着几张沙发，对面有一架独立全球老鹰牌的大座钟，有一人多高，钟砣‘嘎噔嘎噔’地来回摆动，东西两侧有二米见方的两个水晶鱼缸，里边是清泠泠的水，绿莹莹的草，百十条热带鱼，在里面游来荡去。……他坐在一只独坐的沙发上，若无其事地抬起左腿搭在右腿上面，伸出双手，扯平了长衫的衣襟儿，轻轻地往膝盖上一搭，双手自然地放在胸前，两只眼睛悠闲自得地看着缸里的游鱼。”

与这种表现手法形成鲜明对照的，是写肖飞登上川岛一郎的跨斗摩托车，“头闸拱，二闸拽，三闸没有四闸快”；咕嘟嘟，离开药房，冲出东门，再一次经过日军岗哨时，鬼子一瞧肖飞来了，心说：你看怎么样，我就知道是自己人嘛，有急事，把自行车扔在家里，骑摩托来了。肖飞到了眼前，鬼子大喊一声：“乔子开！”（日语，意为“立正”）肖飞一听，什么？饺子给？燕窝席也没工夫吃了。

二者一静一动，一庄一谐，弛张有致。前者写的是激烈交锋的前奏，“万木无声待雨来”，使听众产生悬念与期待；后者属于闲笔，信手拈来，触处生春，别有情趣，令人忍俊不禁。

一次，我和“老阔”坐着大板车往镁矿职工食堂送菜。路上，我们唠起小说写作有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之别，如果是第一人称，当你不在场时，叙述视角就会受到限制。他说，评书的好处，都是全知视角，但在内容方面，有交代故事情节的叙述和描摹故事中人的言行、心理的表述之分。我问：这一叙一表，二者哪个更难？他说，相对地看，表述的要求更高、更全面。难在人物的声口语言、做派行为与心理活动，都必须充分体现个性化。

我说，你说的评书段子里，人物林林总总，八路军将士、知识分子、扛大活的、摆小摊的、大特务、狗腿子、恶覇地主、管账先生……即便都是革命阵营的，政委、队长、小战士，也是“人之不同，其异如面”。这样，到了你的口中，便是个个特征鲜明，绝不雷同。为了体现个性化，你在表演上擅长仿真，像相声大师侯宝林那样，充分展现模仿的特长，描情拟态，绘声绘色，惟妙惟肖。你善于观察，能够抓住特点，因而模仿人的各种动作，令人拍案叫绝。就说模仿开汽车吧，连一个挂挡的微小动作也不放过，人们听了，可以区分出是大型客车、载重货车还是吉普、轿车。难怪农村老大嫂热情称赞：“我就是爱听‘老阔’说书，心灵嘴巧，滴水不漏；装谁像谁，学啥像啥，一点也不走样。”

袁先生说书，高度形似中又略带夸张，以突显特点，画龙点睛；但又能掌握分寸，做到真实可信。对于古代经典小说，学习、借鉴中，他有所扬弃、取舍。比如，《水浒》《三国》中都有过度夸张、渲染以致超越常态的情况，像鲁智深倒拔垂杨柳、武松空拳打虎、周瑜因气致死，等等，袁先生都尽量加以避免。

借用前面“全知视角”“限知视角”的说法，我对袁先生评书艺术的研究与评判，应该纳入“限知”的范畴之列，就是说，有很大的局限性。一者，就时间而言，我只是在上世纪 60 年代中叶，先生青年时期，同先生有过一段接触，而对先生中年时段、老年时段的大量代表性作品，基本上没有涉猎；二者，就题材、内容说，先生青年时期的这一阶段，正处在“说新书”的热潮中，我所听到的绝大部分都是新书，而对于传统书目接触甚少；三者，就体裁、形式看，这一时期先生说的多为小段（当然大都是被称为极品的小段），加上农家小屋的条件限制，这个特点就更加突出；最后，带有本性的局限，是我并非演艺圈子中人，恐怕未必能说到点子上。